“大坝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没有溃坝的危险……万一出现紧急情况，最后撤离的肯定是部队，部队中最后撤离的肯定是领导干部。”
这是坐镇汶川大地震后形成的最大、最危险的堰塞湖——唐家山堰塞湖的高级将领范晓光将军说的话，侧面体现了他在灾难面前勇挑重担、不惧牺牲、敢于担责的革命军人良好品质。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范晓光身为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第一时间指挥部队赶赴灾区，成为我军第一位赶赴灾区指挥抗震救灾行动的高级将领。
在灾区，范晓光紧急动员四川民兵部队，乘坐直升机在空中指导、协调各方救援力量，连续一个月的时间，几乎没有睡好觉、一直都在灾区度过；范晓光忙完了灾区救援，又坐镇唐家山堰塞湖泄流工作。
可以说，在汶川大地震期间，范晓光将军充当重要的指挥、协调角色，为抗震救灾有条不紊地展开发挥了强有力的领导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就是这位身材魁梧的抗震将领，竟然还是一位红二代。
1945年7月，出生于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东源大湖地村的范晓光，正赶上抗战结束前夕，看着14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妈妈范景新特意给儿子取名为“晓光”。
当时范晓光的父亲王平担任冀晋军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忙于指挥打仗和根据地建设，他从小就跟随在妈妈身边，于是范晓光小时候就把自己改为母姓“范”。
但对于范晓光来说，无论是跟父姓，还是跟母姓，注定了他有一个不平凡的身世。
因为范晓光的父亲王平和母亲范景新都是全国家喻户晓的革命人物。
范晓光和父亲王平上将
范晓光的父亲王平，属于我军高级将领，先后担任过察哈尔军区司令员、总参谋部动员部部长等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王平出任志愿军20兵团政委，与司令员杨勇指挥部队进行夏季反击作战和金城战役；1957年王平第二次进军朝鲜，担任志愿军最后一任政委，与最后一任司令员杨勇搭档，参与朝鲜战后重建，并率领部队回国。
1955年授衔时，王平被授予了开国上将军衔，后来王平官至总后勤部政委、军委常委等职，位列副国级上将之列。
范晓光的母亲范景新则是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赫赫有名的“范氏三姐妹”之一，“大范”是范景新、“小范”是范景明、“三范”是范景阳，范家多位成员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在亲人的革命熏陶下，“范氏三姐妹”读完书后也都以自己的方式参加革命工作。
而且，巧合的是，“范氏三姐妹”在革命期间，分别嫁给了开国上将、开国中将、开国少将。范晓光的母亲是“大范”范景新，父亲是开国上将王平；范晓光的大姨是“小范”范景明，嫁给了开国中将王宗槐，他曾担任昆明军区副政委、二炮部队副政委等职；范晓光的小姨是“三范”范景阳，嫁给了开国少将易耀彩，他曾担任北海舰队政委。
正是在这种军人家庭环境的成长下，范晓光从小就有了参军的梦想。遗憾的是，范晓光的参军之路稍微有点坎坷，前后两次参军入伍。
第一次参军是在范晓光19岁的时候，1964年他考上了南京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现为南京理工大学），在当时全军大比武活动中，还练就了“神炮手”，成为所在部队的训练尖子。
没想到在参军入学的第二年就碰到了文革，范晓光所在的南京炮兵工程学院和其他两所军事院校改为地方院校，学校全体教员和学员集体脱军装转业，就这样范晓光苦苦念想的当兵生涯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范晓光在学校读了4年，本来可以分配一个好工作，因父亲王平上将被“打倒”而受到牵连；在毕业后，范晓光被分配到东北的某农场劳动。
第二次参军是在范晓光33岁的时候，1978年他再一次穿上军装，被分配到了军委炮兵科研处工作；范晓光利用自己在大学期间学到的科学知识，积极投入到火箭炮的研制项目中，比如他参与指导的122毫米40管火箭炮、130毫米30管火箭炮等装备，都定型并装备到部队中。
这一次入伍，范晓光的军旅之路才算顺畅下来，一直走到退休。
期间，范晓光担任了两个比较重要的职务。
一个是总参谋部动员部部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范晓光少将被任命为总参谋部动员部部长，专门负责征兵、退役安置等工作。
而范晓光的父亲王平，在他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的那一年，也担任过总参谋部动员部部长一职，成为共和国鲜有的父子都担任总参同一部门一把手的范例。
另一个是成都军区副司令员。2003年7月，范晓光从动员部部长空降到成都军区，担任副司令员，长达6年时间，达到最高服役年限而退休；就在他退休的前4年，也就是范晓光参军的第27个年头，他从少将晋升中将，遗憾未能更进一步升上将衔，无缘父子皆上将的传奇。
范晓光退休后，心系家乡，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在诞辰一百周年之际，范晓光携全家回到家乡，并捐出了30万元，为家乡东源中学建起了一栋学生公寓，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继续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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