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
时代更迭之际，风云变幻，沧海横流。在袁世凯起伏跌宕的一生中，有一个女人始终在他身后，给袁世凯鲜少为世人发觉的情感做标尺。
于氏是袁世凯的正室夫人，然而不仅在袁世凯左右逢源的官场纵横中丝毫不见有关于她的笔墨，就连袁世凯纸醉金迷的风流往事里，也没有过多和她相关的你侬我侬。
只有在对袁世凯的客观陈述里，人们方从当年那一纸婚约上流传下来的关系中读到发妻二字。她之于袁世凯，好比左之于右，上之于下，没有多少山盟海誓般的白首不离，只是为了配对。
尽管袁世凯对于氏没有像沈玉英一样的情根深种，却十分维护她的正室地位。可袁府人人皆知，不用社交，不用管家，夫人不过是个摆设。什么内务不决不如去找大姨太商讨更有用。
也正是这种棉花套一般的处境，让于氏的憋屈无从发泄。正室的位份保护了她一生，也囚禁了她一生。
袁世凯旧居
袁世凯出生于河南项城袁家，三世而仕，钟鸣鼎食。1859年，祖父平叛区域内乱大胜而归，恰逢这个小孙子出生，欢欣之余便以“凯”字给他命名。
在这样大家族里出生的孩子，只要愿意，就从来不缺机会平步青云。
5岁那年，他被过继给年近四十却尚无男丁的叔父袁保庆，叔父一家对他视如己出，给他一个宗室嫡子可以享受到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可在这样的大家族中，他也始终不能忽视自己的生母刘氏是一位被抬上来的小妾、自己是庶子的事实。
后来母亲去世，袁世凯想将母亲与父亲合葬，却遭到二哥袁世敦的反对。理由是袁世凯的母亲是由小妾抬上来的填房，不是正室，不配合葬。
袁世凯与母亲刘氏
袁世敦是袁世凯父亲原配夫人唯一的儿子，尽管此时的袁世敦因过去袁世凯得罪朝廷被牵连，已无一官半职，而袁世凯却官运亨通，但他也毫无办法。
由此可见他对袁世敦提出的理由无法反驳，每次一旦回归到位份问题上，他便变得极为保守和敏感。
也正是这一点，让他与于氏的爱恋来之匆匆、去之草草。
因卦中占言，袁世凯的前途鸿运全在婚后。17岁那年，由族亲做主，袁世凯娶了河南滑县一位地主家的小姐。
长子袁克定
于氏家中良田千顷，在朝廷上也挂过名。二人家世倒也般配，新婚燕尔，情意正浓，第二年便诞下长子袁克定，而两人的双向奔赴，却在此不久后就写下终章。
一日夜间，卧房内的于氏正在宽衣，露出一条红腰裤。年少风流、走遍红楼夜场的袁世凯开起玩笑：“看起来像马班子一样。”
这句玩笑在袁世凯眼里或许无伤大雅，但在于氏那里却格外刺耳。
于氏自小闺中严谨，又生长于乡下大门不出，本就少些灵动活泼，听了这番玩笑后板起脸色，反唇相驳：“我是有姥姥家的。”
有姥姥家，表示母亲出身清白是正室，自己是嫡出。本是表明自己不是那些三教九流一般的人物，到了袁世凯耳朵里，却成了对他庶子出身的讽刺。
于氏的这一句自我辩护在袁世凯心里打了一个死结，他怒气丛生，拂袖离去。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夫妻情分都寡淡得很。
袁世凯在骨子里，是一个封建卫道士，所以在对待名分问题上，袁世凯格外强调“名正言顺”。
在与于氏冷战之后，他两次乡试不中，生父和嗣父也已去世，家产挥霍过半。人生跌入谷底之际，青楼女子沈玉英倾囊相助。袁世凯在她的鼓励下另寻门路，发迹后赎之，恩爱到老。
这份爱情起于二人在贫贱时的不离不弃，升温于脾性相投的日日夜夜，在袁世凯风头无两时，沈玉英的大方得体又恰恰是他所看重的体面。这些都与于氏的内敛沉闷形成鲜明的对比。
袁世凯在朝廷派遣他出使朝鲜时，他留于氏在老家独守空房十年；后袁世凯得慈禧赏识，于氏受封一品诰命，但是管家大权依旧交付在妾氏手里。
袁世凯
后来袁世凯交际日增，于氏却在来宾面前唯唯诺诺、有失体面，这让袁世凯对她的不满与日俱增，直接换由沈玉英替她出席外交场合。
若必须由正室接见，则有两位女儿始终陪同于氏左右代其问候来宾、回答询问。她就像个被捆住的吉祥物，默默审视在这潜移默化中变换了的天地人间。
尽管如此，于氏的正室地位也无可撼动。袁世凯身居高位之后没有忽视她，反而隔几日就到于氏的院子里聊上几句。
“太太近来好啊。”
于氏回敬：“都好，大人可好？”
恰是这几句颠来覆去的问候和家常，撑起于氏和自己丈夫的后半生。
在袁府，主母虽不管事，却没有人敢欺辱。三姨太曾经顶撞于氏，被于氏下令打断了腿，落下终生残疾，袁世凯并未觉得不妥。主母管教妾氏是理所当然的，即便是有名无实。
在袁世凯荒唐称帝的80余天里，他没有一丝犹豫，将皇后之位捧到于氏手上。
于氏（正中）与子女
袁世凯对于氏，清晰地将爱情和名分划分开来，在他骨子里的等级制度依然很牢固。这或许是他和于氏少有的可以相通的地方。
说起于氏，她自小生长的环境是标准的就是旧式大家族，接受的教诲与礼法也是在封建朝廷盛极而衰时愈加牢固的仪式和信条。
地主土地所有制分崩前夕，于氏的生活安逸无忧，她从父亲那里了解世间百态，从母亲那里学习中馈家法。
如果一切顺利，她将嫁给一个年轻的武官或举子，辅佐丈夫建功立业，教诲子女立德成才，如母亲影子一般，幸福而安稳地度过一生。
袁世凯（中）
可她嫁给了袁世凯，这个当初表象纨绔的世家子弟，心胸中蛰伏的是左右权力的野心。
在与袁世凯相隔千里的那十年里，她没有因为疏离而自怨自艾。于氏尽心照顾着婆婆刘氏，周转着袁府的人情往来。知道他身边新欢不断，她也只是安静地守着儿子斜倚阑干。
袁世凯和于氏虽然都谨遵封建礼教，可是两人在处事之道上却截然相反，这个矛盾在袁世凯登基之前终于爆发。
刺杀宋教仁之后，袁世凯与革命党的表面和谐岌岌可危。在多年的政治投机中，国内各方势力与袁世凯合作得越来越少，他一手建立的北洋军阀也渐渐脱离控制，他也快到了孤立无援的地步，复辟的想法越来越强烈。
袁克定知晓他的心意后，为了自己可能获得的“皇太子”之位，全力支持父亲称帝，积极策划在民间造势，故意制造各种“天迹”，散播袁世凯称帝是顺应天意。
可史书传承千年，就连清廷遗老也不会相信那如“大楚兴，陈胜王”一般的把戏。于氏自然也不相信。
袁世凯祭天
她对儿子严厉呵斥，直言他“大逆不道”。又与袁世凯多番争吵：“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干的都是些什么事，你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
于氏固然生气，但她改变不了袁世凯的想法。在登基仪式预演的那天，她一直未露面，以自己的方式做最后的抵抗和拒绝。
袁世凯派人三番五次催促，几欲发火。或许是真的感到无可奈何了，于氏再一次面无表情地扮演了一个吉祥物。
真的到了登基大典那一天，受袁世凯册封的命妇们向于氏行跪拜礼。于氏的内心始终无法平静地接受这一切，她连忙站起身，几乎要跑下去，向阶下的诸位夫人直呼：“使不得！使不得！”
在见到亲家孙宝绮的夫人后，于氏更是大喊：“亲家不用行礼，快坐！”最终是两名女官强行摁下她，才完成了这出东施效颦的登基典礼。
袁世凯称帝
面对如此大度体贴的“国母”，各位夫人心中未必不对这个根基飘摇的“新王朝”充满怀疑，或许还有些许冷笑，哪里有如此上不得台面的“皇后娘娘”。
袁世凯登基本就名不正言不顺，在于氏的这一出闹腾下，更是感觉心虚，尽管让她位居中宫，可依然掩盖不住对她的不满。
于氏并不后悔。
她一生都是安于内宅的小女人，比不得名门贵族的女子能接受新思潮，落落大方；比不得同样出身民间的马皇后胸有丘壑，语重千金；甚至比不得风尘女子开放伶俐，察言观色。
于氏是矛盾的，为人主妇，不得相爱，本应用尽全力挽回，可她却无法对丈夫的行径百依百顺。后人谈起二人之间短暂的爱情，言语中多有对于氏不懂变通的叹息。
但是细细回想，站在袁世凯身后，于氏在清廷未崩时做不得丈夫身边的妻子，在军阀林立时做不得发号施令的太太，在他倒行逆施后又做不得安分守己的妇人。
袁世凯与北洋军阀
不是她不懂变通，是她依随袁世凯之后，自己的一生也少有顺遂。她出嫁从夫，能接受丈夫日复一日的冷落，可她不会接受让人将她与青楼女子相提并论，更不能接受悖君窃国、留耻汗青。
袁世凯外相圆滑却内里孤行；于氏柔和恭敬却心中坚韧，两人性格极为相似，可偏偏都对对方做了触碰底线的事情，这成为两人永远跨不去的隔阂。
而就是这两个性格相悖的人，却又因为谨遵礼教在一起磨合了一生都不得如意圆满，又何尝不是可惜。
袁世凯死后，中擎已散。灵堂前围坐着他的姨太太和各房子女，五姨太更是谋好出路，率先打包好了一份财产。此时妾氏再得宠也没有发言权，家中所有事情均需听于氏发落。
袁克文
袁克文携各房庶出子女跪在于氏面前：“请太太赐死。”
于氏在灵前恍惚，手足无措，她无力地捶胸顿足，盯着袁世凯的牌位哭诉：“你没良心，对不起我！生前惹了这么多事，现在还让我给你收拾摊子！”
数十载光阴过去，爱情早已不是于氏一心所求。她对袁世凯的爱意渐渐也回归到袁世凯对待她的位置上，不过是守着一个名分度过余生。
在袁克定的协助下，于氏做主，各房太太携各自子女分家单过，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袁府四散得悄无声息。
于氏年少时憧憬的阖家团圆、子孙满堂已成虚妄，从平民到皇后再到平民，漫长的一生恍如梦境。几十年的跌宕起伏后，隐姓埋名、平安终老才是夙愿。
袁世凯组织天津警察队伍
时代的选择里，袁世凯注定不能像于氏期盼的那样安分守己。
他想要宗族嫡子的血脉荣耀，想要无可比拟的权力声望，只有位及人皇才是顶峰。
袁世凯和于氏新婚之初，一切尚未萌芽，也是有过浓情蜜意和满心期许。但爱不到深处，两个人彼此退步终究会退无可退，再无妥协的可能。
在于氏和袁世凯的字典里，婚姻中的回头路好似悬崖索，是买定离手的赌注。袁世凯要自己的夫人家世相配、出身清白，他赌上一个位份，正室只有一个模板，而爱情却可以有很多种。
袁世凯
于氏却在这场婚姻中押上一生。
两人婚姻中对爱情的期许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燃尽，红烛成泪，偶尔在烛花的拦截下发出几道声响，烛芯缠绕，相敬如宾又形同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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